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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的互联网新贵们手握数以亿计的采购预算，当企业的高速扩张遇上监管的滞后，一场关于权力与欲望的隐秘交易正在上演。
7月，饿了么前高管因贪腐被抓。他利用职权为供应商提供帮助，短短两年，受贿金额便达到4000余万元，同样在7月，唯品会副总裁冯佳路因涉嫌个人经济问题正在配合调查。
互联网高管贪腐很早便存在了。资本与流量角逐的商业逻辑，让企业在早期便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无限扩张中，当发展速度达到指数级增长，腐败也在此滋生。
沸腾的时代，与发展与扩张相比，内控、监察、审计这些让创业者“冷静”的部门被搁置一边。
但如今，随着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这些历史欠账正以触目惊心的方式浮出水面。
韩鎏，从晋升到被查仅用547天。
公开资料显示，韩鎏是“80后”，早年任职于京东商城和京东物流，2019年加入阿里巴巴，先后担任饿了么资深副总裁、即时零售业务负责人、蜂鸟即配总裁等职务。
2024年3月，36岁的韩鎏升任饿了么CEO，成为阿里巴巴集团最年轻的总裁之一。但短短一年后，饿了么董事长吴泽明发布全员信，宣布自己兼任饿了么CEO，韩鎏降职专注分管即时物流中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案件曝光前一个月，饿了么蜂鸟即配物流生态商大会在杭州举行，韩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在会上大谈“骑手取餐纠错率下降19.8%”“等餐时间缩短10%”，并信誓旦旦地承诺“搭建高效有温度的物流网络”。
同样在今年7月，唯品会副总裁冯佳路因涉嫌个人经济问题正在配合调查。
从2013年10月，冯佳路开始担任唯品会品牌与公共关系副总裁，负责品牌营销相关工作。
过去十几年里，冯佳路推动完成了唯品会的多个大事件，像是唯品会以“女性”“特卖”“正品”为核心的营销策略等。
这种表面光鲜与背后贪腐的强烈反差，正是当前互联网企业腐败问题的典型写照。贪腐已成为某些高管的"第二收入"。
冯佳路 图据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
这些企业腐败案件大多集中在供应链管理、内容采购和渠道发行等关键环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掌握着核心资源分配权，业务流程存在较大自由裁量空间，同时又缺乏有效监管机制。
6月，人民日报报道了某大厂员工冯某侵占1.4亿奖励金的违法犯罪内幕。为拓展业务、吸引流量，该公司经常出台各类鼓励服务商入驻和运营商开展活动的补贴政策。
冯某将本应严格保密的内部运营数据泄露给外部商户，对方则提交符合奖励条件的虚假申请材料，以霸占他人的努力成果。
网易游戏发行前副总裁、网易游戏前渠道发行中心负责人2024年亦卷入高管贪腐风波。事实上，大多数市场预算都需要经过渠道发行中心的审批，这一部门理应是审查、制约贪腐和预算浪费的关键。
然而事实并未如愿，这些岗位终成贪腐温床，造成的损失极其巨大。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林斌分析了包括通信行业在内的“企业反舞弊联盟”提供的5000多个舞弊案例后发现，企业因为舞弊损失的金额，约是舞弊者获利金额的两倍，企业的损失远高于舞弊者的个人获利。
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PRI） 估计，在全球范围内，腐败可能会使经营成本提高 10%，此外，腐败使发展中国家的采购合同成本增加了 25%。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从2015年到2020年，五年内，国内27家互联网企业共曝出腐败舞弊案件36余起。
2025年5月，海淀区人民法院联合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了《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白皮书提到，过去四年，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数量达到了127件，占非国家工作人员贪腐犯罪案件总数量的36.28%，涉案总金额超过3亿元人民币。
2025年1月16日，阳光腾讯发布了反舞弊通报，去年，便有二十余人涉嫌犯罪，涉及刑事案件21起。2025年3月，抖音集团通报称，2024年共有39人涉嫌违法犯罪，被集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25年6月23日，京东发布《2024年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报告提到，京东集团2024年调查贪腐案件221起。
过去，互联网大厂流传"刑不上VP"潜规则，一般情况下，企业对总裁及以上高层腐败，大多不进行公开披露，以避免损害品牌形象、影响股价。
但现在，这种情况正在被"降本增效"的新常态打破——当互联网行业进入存量竞争时代，每一分钱的流向都变得至关重要。
互联网高管的贪腐，并非新鲜事。
过去30年，中国互联网经历飞速发展，无数创者秉承新的商业概念，缔造无数商业神话。《财富》杂志2020年发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集团、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和小米集团赫然在列，且排名均有提升。
沸腾的时代，与发展与扩张相比，内控、监察、审计这些让创业者“冷静”的部门被搁置一边。
段秋斌在《互联网企业反腐密码》中谈到，部分互联网行业从业的内审监察部门人员吐槽：“互联网公司普遍不重视管理，大家热衷概念炒作，如何吸引流量才是主要工作，其他都靠边站。”
2010年之前，互联网科技公司很少有自己的反舞弊调查机构，腐败被认为是家丑，不会对外宣传，也很少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处理方式多为内部警告、严重者予以辞退。
随着BAT等巨头平台快速成长，一系列内部舞弊或贪腐行为开始影响企业的良性发展，并动摇经营根本。头部互联网企业开始不断加强对贪腐行为的打击力度。
但此时，反腐多是为应对披露和上市公司合规要求被动反腐，或者公司战略需求的政策反腐。
直到2017年，互联网反腐圈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典型事件——京东、腾讯、百度等企业联合发起“阳光诚信联盟”，通过互联网手段共同打击腐败、欺诈、假冒伪劣、信息安全犯罪等问题。
2019年，互联网行业迎来分水岭。这一年，富士康、长安福特、甲骨文、三星等科技制造巨头接连爆出大规模裁员，释放出明确的行业信号：流量红利正在消退，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结束。
互联网企业一反常态地开始大规模自曝家丑，贪腐案件披露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其中，商业贿赂、职务侵占成为互联网公司打击舞弊贪腐行为的重点。
这种“自曝家丑”的做法，恰恰揭示了企业在发展模式转型期的阵痛与觉醒。
2020年4月20日，百度发布内部邮件称，集团副总裁韦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
就在两年前，2018年，韦方刚出任公司副总裁，掌管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也是在这一年，他监守自盗，让公司和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签署多份虚假服务协议书，骗取公司财务近千万，他也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2021年，原优酷高管马筱楠因受贿150万元被判有期徒刑5年。而在2020年11月，优酷便有高管因受贿800多万，被判刑7年。
马筱楠所涉案件，同样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好处有关。她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泡芙小姐》《青囊传》《天书奇谭之平妖传》等多部电视剧立项、审核推进上提供帮助。
2022年，滴滴前高级技术总监于晓声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获处有期徒刑五年。
于晓声在2015年7月入职滴滴无限担任高级技术总监，负责网络服务器的建设和运营，并参与服务器采购的招投标。
在于晓声负责的招标流程中，北明软件和浪潮公司本来不是合理中标者。为了让这两家公司中标，他会提前告诉这两家公司内部信息，甚至安排下属篡改两家公司内部的评价分数。
作为回报，这些公司会提供给于晓声“好处费”，其中手机有存款记录的是26笔，共计约797万元，还有见面给的现金。
2022年，快手原副总裁赵丹阳获刑七年。在快手工作时，赵丹阳负责搭建内容审核评级系统，他利用快手内容评级部的职务便利，收受外包公司的好处费，以换取其在内容分发和推荐上的便利。
除了收受贿赂，赵丹阳还和自己的下属一起，想出了更加隐蔽的敛财手段。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以虚构员工工资、加班工资等方式，侵占公司的钱款。这些钱虽然每次数额不大，但积少成多，最终也达到了88.5万元。
美团曾发布文章称，2022年，美团查处并移送司法机关107人。这是美团第一次公开对外发布贪腐信息，此前仅在内网通报。
如今，互联网反腐这场大戏，终于演到了最精彩的章节。
当年喊着要"颠覆世界"的科技新贵们，如今正在被自己放纵的贪腐文化反噬。从草创时期的野蛮生长，到现在的壮士断腕，这个行业终于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再炫酷的商业概念，也敌不过最原始的贪婪。
2022年年底，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一次内部大会上，称腾讯贪腐问题“触目惊心”，很多业务做不起来，并不是因为管理者问题，也不是业务方向问题，而是贪腐漏洞太大，业务被掏空了。
高层震怒的背后，一个更严峻的趋势正在显现——互联网贪腐不仅数量激增，其人员结构也呈现出新特征。
2025年5月，海淀区法院发布《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案件涉及被告人共计203 人，被告人案发时年龄在 22 岁至53岁不等，平均年龄为36岁。
从被告人任职情况来看，大部分案件被告人所任职务为部门经理、总监、主管、负责人等具有一定管理职权的职位，被告人为中层及以上职级案件79 件，占比 62.20%。
127 件案件中，基层普通职员贪腐犯罪金额共计 5000多万元，个案平均犯罪金额达 126.5 万余元。
由此可见，贪腐行为并不受职级的限制，大型互联网企业因其积累的行业地位、竞争优势，不少基层岗位权力大、“油水”多，低职级人员一旦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或资源，同样有可能滋生更大的贪腐行为。
今年5月，北京海淀法院便公布一批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利用平台“软权力”实施贪腐的典型案例。
某短视频平台基层运营人员郭某，在一年多时间里，向4名主播违规提供快速解封、加“白名单”等帮助，作为交易，累计收受主播行贿300万元。
2024年5月，央视《法治在线》栏目报道了一则案例。被告人王某是杭州某电商平台的基层员工，负责这家电商平台家具类目官方旗舰店入驻的审批业务的初审，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王某共计违规审批通过了400多家店铺，涉案金额1.3亿元，王某违法所得9000余万。
贪腐问题很普遍，甚至触及企业根本，互联网企业陆续成立监察调查部门。
美团成立“重案六组”、京东成立内控合规部等。
“如果公司怀疑你贪了10万元，就算花1000万元调查取证，也要把你给查出来。”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曾在内部培训会上放出“狠话”。
2017年初，字节跳动开始建立专用数据库，花费一年时间导入业务数据，监察、审计人员可以从中检索。
事实上，尽管企业使出了杀手锏，但贪腐总是管不住。
“屡禁不止”的缘由很多，像是管理的灰度、人性的贪婪、数据的去中心化。
互联网公司大多扁平化管理，很多业务部门可以直接掌管和接触公司的业务和流量资源，而且员工自主决策和行动空间更大，这让贪腐变得更加容易，也更高发。
段秋斌在《互联网企业反腐密码》中提到，现在我们使用的财务制度是工业时代创造的。那时，企业的主要资产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机器、厂房、原材料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些东西的价值很容易算清楚，所以企业的财务报表上写的资产，和企业实际拥有的东西，基本是一样的。
但现在，很多都是无形资产。在互联网平台上，很多利益以虚拟形式存在，流量、虚拟币、代金券等。这些无形资产的价值很难准确衡量，导致互联网公司的财务逻辑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透明，让人难以捉摸。
《白皮书》中提到了一个案例，石某某在一家网络科技公司任产品用户经理一职，在职期间，她利用职务便利，让其他公司和其公司合作虚拟货币奖励业务，并通过多个贴吧账号将部分虚拟货币变现，并转入其控制的个人银行账户。
互联网平台通过技术手段记录和管理用户行为，同时拥有很大的规则制定权和决策权，这种权力如果被滥用，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
如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中，平台有权在用户入驻、评级、热搜提报、争议解决等事项中制定规则、决策评判、实施奖励和处罚，只要用户和平台建立关联关系，均必须按照平台设立的规则行事。
尤其在大型互联网平台中，大到用户签约、账户封禁和捞回，小到任意一个加 V 处理或热搜置顶，背后均携带巨大流量和商机。
互联网平台手握巨大的规则制定权和资源分配权，但令人忧虑的是，相应的监管机制却明显滞后。这种"权责失衡"的状态，使得平台权力犹如脱缰野马，在缺乏有效约束的环境中肆意扩张。
行业内部会组织阳光诚信联盟、企业反舞弊联盟，互联网公司会把涉嫌违法、犯罪的员工信息在平台内共享。
这种"抱团取暖"式的自治模式虽然具有一定震慑效果，但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
当企业利益与反腐要求发生冲突时，自律公约往往会让位于商业考量。
白皮书中也提到，互联网企业对于腐败治理其实存在着忧虑，因为互联网企业更注重舆论影响，担心媒体的报道、文书的公开，会衍生出负面舆论，影响到企业效益。甚至部分企业更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
2019年，南方周末曾做过互联网贪腐的相关报道。一名曾在头部电商负责采购的员工向记者坦言，“互联网公司的贪腐，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为人手不够……如果靠互相监督，比如请双倍的人，企业成本又会比贪腐的损失大。”
事实上，按照刑法规定，非公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公司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等行为，不论公司是否报案，只要公检机关发现，就能处理、起诉。
但一般情况下，如果公司不报案，警察很难发现线索。
这种妥协的态度，最终损害的是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不过，从早期的“家丑不外扬”到如今的“自曝家丑”，互联网大厂的反腐之路虽艰难，但已迈出关键一步。然而，仅靠企业自身的努力远远不够，这种努力需要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这不仅是对企业、商业环境、公平竞争秩序的保护，更是对每一个普通用户的保护。毕竟，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股票正规配资开户，我们每个人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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